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于今年2月27日发表了石峻、周桂钿教授的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我认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与其理解为一个预设的目标，不如视为一个实际的历程。这个历程的根本意义，在于以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融合为背景，实现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自一百多年前严复引入牛顿力学和进化论思维框架建构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以来，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也就是这一历程的展开。
就西方哲学发展历程而言，古代形态是经过近代形态而转入现代形态的。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古代形态发育得相当充分，而近代形态则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但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强烈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有一个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转化传统哲学资源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一种与现代哲学相沟通之处，显示出对现代人类生存仍有启示的智慧。
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融合具有相当复杂的内容，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先后引入中国，成为中国哲学家改造传统哲学的思维框架，并由此而产生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建构的“新理学”和金岳霖建构的“道论”，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中所创造的有代表性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的哲学，从体质上看，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结晶，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之创造性成就。但是，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引入中国后，强调以“两军对战”的僵硬模式看待中国传统哲学，难以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出那些在现时代有意义的内涵和活生生的智慧，迟滞了这一进程。近20年来，中国哲学界开始突破这一僵硬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积极的推进。如冯契立足实践唯物主义、融合中西哲学所创造的“智慧之说”，就是近20年这种双重推进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在世纪之交探讨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就需要对本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已做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总结，从中继承合理的资源，汲取失误的教训，确定继续努力的方向。（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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